尽管今天生物学意义的优劣原则已非 " 知识正确 " ，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宣示也被 "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" 的普世主义代替，但被扬弃了的 " 国民劣根性 " ――经梁启 超、鲁迅、柏杨等人阐发的国民性批判仍有其正当和文明意义。鲁迅终其一生批判国民劣根性，因为他深知中国人的下陷堕落的程度，故无论黑格尔主义或杜威的实 用主义如何跟中国人的势利结合，无论中国人如何学会了理性、渐进、科学、现实的合理性等一类的名词，鲁迅仍执着地呼唤现代中国人的心灵、魂魄，呼唤中国人 心中的生命情怀或品性，他的言行可比传统文化的圣贤 " 为生民立命 " ，故他死后被称为 " 民族魂 " 。
不经过思考、反盛 懊悔的人生不值得过，但失魂落魄的中国人仍得过且过了。由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个体总是难以自立，他们在脱离父母、人群之后无能自立，而主动被动地寻求 依靠。他们要么跟随圣贤、大师，要么迷信或不得不认同生存第一的 " 吃饭史观 " ：粗口即是 " 有奶便是娘 " ，雅言则为 " 服从者即得食 " 。因为中国人的圣贤生产 机制的落后、圣贤认定标准的严苛、圣贤产生的稀少，使得这些类人孩经常世世代代不曾得见圣贤那样的仁者、爱者，不曾得见人类个体的精神高度、密度、广度和 热度。这些失去依侍的人如同失怙的孩子，既无法无天，又屈从进而信服暴力。他们匍匐地崇拜了暴力，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，这就是我命名的次法西斯主义的表 现。
中国人的次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本土的生存本能，比较而言，人性深处的那种独立不依的个人主义意志、那种不可撼动的 个性自尊自立本能，似乎罕有萌芽。中国人的 " 威武不能屈 " 、 " 富贵如浮云 " 一类的个性张扬说辞总是有条件的，无条件的只是次法西斯式的合群生存。这种生存 本能，大概从其上层合谋杀害吴起、商鞅之时就开始了，今天的上层仍合谋封杀过武训、胡适之、鲁迅、晏阳初、陶行知、赵紫阳、刘宾雁、李慎之等近代以来的中 国圣贤。这种上层的次法西斯精神是平民大众的教师，因此，这个民族的先知、大臣、良相良将如王安石、岳飞、袁崇焕、谭嗣同等人，都曾在都市街头遭到千百万 人的唾弃、食其肉而寝其皮。直到今天，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高耀洁、陈子明、刘晓波、高智晟、郭飞熊、胡佳等人在被封杀之后，同样为其邻居、朋友、同胞们如避 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，或如算账一样小心计算利害地选择对他们的态度。
三．
如此充满罪错的中国国民不曾省思，少有懊悔；他们生活在类人孩的状态中，虚假、伪善、傻美。他们很少也很难进行创造性的发明发现，因为他们生存的主要精 力在于不劳而获，少劳多获；他们很少参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性努力，而是注重存量或增量的分享。这种分享如前说又是简单占有、肆意践踏的。
这种如蚁民、如蜂群一样的种族生存，其后果显然是不可知的恶性循环，是持续的危难。最为悲惨的，它的上层建筑甚至丧失了维持现状的意志和能力，而是反动 到只愿尽一切努力维持它自己的威福，稳定压倒一切。因此，任何天灾人祸、内辱外侮，它都掩饰、逃避、拖延，甚至自污以应对，由此导致它的平民大众、下层社 会主动被动、被迫或被引导地行动起来。这一子民肝脑涂地的牺牲行为，在传统中国有两个或美好或惊天动地的名目，一对中国政治的悖论：勤王和造反。岳飞、辛 弃疾和方腊，袁崇焕、郑成功和李自成，曾国藩、左宗棠和洪秀全，等等，就分别为传统中国政治做了最好的注脚。
